恋爱在很多时候像一场双方施虐与受虐的角斗。十多年前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《过把瘾》里有这么出戏，我至今记得。方言和杜梅离婚后反倒感情日笃，追求杜梅的大款钱康一次酒后吐真言：“距离产生美？哈，我来了，距离产生了，你们就美了！”“钱是什么？钱是王八蛋！王八蛋能买的东西，我早就不稀罕了！杜梅，你要是标了价，咱俩早就拜拜了。”方言问：“那你图她什么呀？”钱康说：“我就图一乐儿！图她能像训三孙子似的训我，说翻脸就翻脸；我还得上赶着哄她，来劲！过瘾！”前几年热播的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里，贺佳期毫无尊严苦恋着大爷似的万征，万征弃之如敝屣，到他发觉佳期对廖宇动了心，又捧着结婚戒指满脸诚意跑回佳期身边。怎一个贱字了得？贱字背后确是男男女女自觉不自觉渴望受虐与施虐的心理。
　　
　　有人心甘情愿受虐，也有人千方百计要逃脱，因为在施虐与受虐间，往往裹挟着道德的重负。《刀锋》中拉里试图用结婚来拯救沦落风尘的旧识索菲，事到临头，索菲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固然伊莎贝尔在其中耍了小诡计，但更本真的原因，我想是索菲留给毛姆的那句话：“亲爱的，事到临头一想，我觉得我不能让拉里做耶稣基督，我来做抹大拉的玛丽亚.。不行。先生。”拉里纯粹得像块璞玉，但他根本不爱索菲，婚后他会是一个完美的丈夫，可这一切仅是出自他的道德，他的同情心，他对真善美的追求，或者说，出自拉里对自己的爱。索菲看清了这一点：接受拉里的求婚，就是接受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拯救，意味着余生将在不断的忏悔和感激涕零中度过。以精神受虐为代价做一个体面人，还是继续堕落但保有自由？索菲选择了后者。
　　
　　《吕氏春秋》里载鲁国立法，不论谁赎回沦落在国外做奴隶的鲁人，都可从国库获得补偿。子贡赎了人，却辞让国家给予他的偿金。孔子说：“赐失之矣。自今以往，鲁人不赎人矣。”张远山将子贡赎人称为反道德的道德高标。他认为这条法律本身立意极好，可以让每一个人有机会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因为人们不损失任何东西，只需要付出同情心。但子贡的“高风亮节”让往后再要求偿金的人们多少显得不那么高尚，这条法律就此破坏了。子贡把原本平淡无奇、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拔高到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，目的并不单纯，他是想借此做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楷模。而这，恰恰违背了道德的本意。在这一故事里，子贡扮演了道德施虐者的角色。要知道，道德只要人们乐于做些无损于己却有利于人的好事，而不在追求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。
　　
　　幼时上学，隔三岔五就要学习某某模范，对他们我总持有种本能的怀疑。不是不相信他们的先进事迹，而是铺天盖地的宣传把他们塑造得过于完美，让我不由困惑，世上真有如此完人吗？所以看到北大支教明星殷永纯猥亵学生的报道时，我反倒觉得他真切起来，对之前关于他的感人事迹多一分信任而非怀疑。《革命道德：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》是本极有意思的学术著作，作者布兰察德教授考察了马克思、甘地、孙中山、格瓦拉等不同类型耀眼光环下的革命者。是什么样的品质酿成了他们针对现存权力的造反和起义？当这种造反或起义并不当然就能导致个人获得权力？布兰察德教授认为：“将对个人德行的追求与严格的自我克制、自我否定，甚至自我摧残结合在一起，是圣人、殉道者、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共同特征，即：在这些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明显存在着社会受虐狂的动力。”这种内心冲动带给他们精神道德上的反叛意识，以及对现存权力的背离，而这种背离经常掩盖了他们对于权力的向往，掩盖了他们以一种独裁的方式统治其他人的内心欲望。看来施虐与受虐的角力场不仅存在于恋爱的男男女女间，也纠结在改变历史与世界格局的革命者心中。
　　
　　孔子一言点破子贡赎人的弊端，他的境界远高过子贡。读钱穆先生《孔子传》，最感动我的正是“圣人虽高出于人人，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，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，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。”前两天听康老师谈杜甫，让我想到先前读王学泰先生《大儒杜甫》时的感动，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一个角度来阐释诗圣——他的伟大的仁爱精神。从对妻子的温情，朋友的深情延展至对天下苍生，鱼虫万类的同情，杜甫从来不是一个道德上的施虐者。当自家茅屋为秋风所破时，杜甫想到的是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 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！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”这份身陷窘境中持有的仁爱，又岂是白居易捧着新制裘衣喊喊“稳暖皆如我，天下无寒人”所能比拟？
　　
　　如果静心审视自我和周遭，会发现施虐和受虐的心理无处不在，伴随着道德上的算计，左右着我们的行动，起码于我是如此。哪一天，我能超越它，那多半是要成圣了……^_^